毛泽东一生未曾与阎锡山面晤，但却有过多次的书信往来和通过代表互转口信。一支纤细的墨笔，一张薄薄的信纸，竟然改变着一个个时局的走向与进程，在山西乃至中国的抗战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初开联络站，达成谅解1936年5月5日东征红军回师陕北时，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毛泽东在分析阎锡山的处境后，认为阎锡山正处在一个三岔路口：一是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对山西志在必得；二是蒋介石以“剿共”为名，进入山西的大军驻扎晋南不走，策划“倒阎”；三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得到全国爱国同胞的拥护。这三种力量摆在阎的面前，要在三者之间维持平衡是十分困难的。毛泽东审时度势，“数数致信”阎锡山，争取其一致抗日，但阎锡山顾虑重重，一直未能作出回答。
　　5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托被东征红军俘虏的392团团长郭登瀛转达。信中说：“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使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醒的一日！……” 青年文摘c!u@r$t%i*s(
　　毛泽东的这封信，使阎锡山不得不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为摸清中共的动向，阎锡山派他的表侄、太原绥靖公署政训处主任梁化之到天津邀请与中共有密切关系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到太原商谈，提出可与中共谈判的意向。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指派红军青年将领彭雪枫密赴绥远与傅作义联络，并请傅介绍彭与阎锡山会晤。
　　11月12日，彭雪枫以中共及红军代表身份携带毛泽东致阎锡山的亲笔信抵达太原。
　　阎锡山看过毛泽东的信后十分重视，他采取了极端保密的措施，指定梁化之为全权代表与彭雪枫单线联系，他人不得插手。经过彭、梁的磋商，双方确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及红军秘密联络站。从此，中共与阎锡山方面达成谅解，秘密联络工作积极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毛泽东的来信对处境艰难的阎锡山来讲，不失为春风拂面，令其清醒了许多。
　　西安事变出面斡旋正当联络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阎锡山及其代表梁化之就抗日相关联的问题进行会谈之际，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安事变发生的次日，张学良、杨虎城即致电阎锡山询问其对事变的态度。阎锡山对事变先持保留态度，接着又通电表示反对。当毛泽东得知阎锡山对西安事变及张、杨的态度后，立即于12月16日致信阎锡山，信中说：“西安事变后，时局急转直下，有数事就商于先生者……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急切希望阎锡山在西安与南京之间进行调解，力避内战的发生。但是阎锡山对南京大军讨伐西安的态度仍不明朗。 公文写作 gongwen
　　12月20日，毛泽东指示在太原的彭雪枫，抓紧对阎锡山的工作。22日又通过彭雪枫再致信阎锡山。
　　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扣留了张学良，西安方面非常激愤，暴力冲突一触即发。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请他出面斡旋，“俾得和平解决西安问题”。虽然阎锡山的调解愿望被蒋介石所拒绝，但他在西安事变中由反对到中立，由中立到合作，这种态度的转变，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屡屡致信的结果。
　　七七事变合作抗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15日，毛泽东即致信阎锡山，并派秘书周小舟急赴太原送达。信中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全国局势，再次表达了中共及红军抗日的决心。17日毛泽东又写信给阎锡山，并令彭雪枫携信速返太原转达。
　　阎锡山也于28日复信毛泽东：“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毛泽东与阎锡山的笔墨往来，已达到坦诚相见，无保留地表达各自见解的程度。
　　7月31日，彭雪枫和阎锡山会晤，阎锡山告诉彭雪枫：“从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代表的名义公开活动了”。毛泽东也致电彭雪枫：“太原公开办事处，立即开设，你为主任。”此时的阎锡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已无所顾忌，因为国共合作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青年文摘21read.com公文写作频道
　　晋西事变力挽危局抗战初期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合作是有诚意的，但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态度却逐步右转了。阎锡山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为了“存在”，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守，山西大片土地陷入敌手，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特别是在敌后的力量不断发展，阎锡山认为这对他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于是对联共抗日的政策产生了动摇。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加速推动了阎锡山的右转，开始了他扶旧抑新的步伐。
　　1939年3月25日，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放出了“抗日第二，防共第一”的信号，将矛头指向八路军、牺盟会和新军。10月底又召开了“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其目的是借会议之名，将新军领导控制起来。